《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姚林香、卢光熙: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的乡村振兴效应——基于对省界毗邻地区县域样本的分析
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的
乡村振兴效应
——基于对省界毗邻地区县域样本的分析
作者:姚林香 卢光熙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3期
一、引言
推动乡村振兴,不仅关乎乡村自身发展,更事关经济社会稳定,因而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如果乡村振兴目标不能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将得不到有效巩固,共同富裕更是无从谈起。由此可见,乡村振兴作为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国家战略,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县域是国家与乡村的关联中心,能够将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同乡村社会实际相结合,使国家意志更加彻底地贯彻落实到乡村,从而更加高效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杨发祥和郭科,2022)。因此,以县域为载体推动乡村振兴,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
与其他县不同,省界毗邻县是经济发展洼地和生态环境洼地,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拉低了省界毗邻县的乡村振兴水平。县域经济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关键作用(杨晓军和宁国良,2018),省界毗邻县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其乡村振兴进程。污染性企业更多聚集在省界毗邻县(Duvivier and Xiong,2013),而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省界毗邻县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会恶化其人居环境,降低乡村振兴水平。总之,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差的自然生态环境已严重影响省界毗邻县乡村振兴质量,进而影响中国乡村振兴的总体进程。只有解决好省界毗邻县的乡村振兴问题,才能保证中国乡村振兴的质量。因而,研究省界毗邻县的乡村振兴问题及其解决之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个跨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下文简称“振兴规划”)为研究省界毗邻县的乡村振兴提供了独特场景。为适应当时革命斗争需要,革命老区多建于山势险峻、易守难攻的多省交界地带,属于典型的省界毗邻地区。2012年以来,为推动革命老区跨越式发展,国务院先后批复了陕甘宁、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左右江、大别山和川陕五个跨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根据振兴规划,国家在强化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文明治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在振兴规划实施的利好政策驱动下,五个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升,生态环境日益改善。如果纳入振兴规划的省界毗邻县的乡村振兴水平高于未纳入振兴规划的省界毗邻县的乡村振兴水平,那么,将振兴规划政策推广至未实施振兴规划的省界毗邻县,这对推动省界毗邻县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由此,评估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实施在省界毗邻县的乡村振兴效应、厘清其作用路径是推广相关政策和推动省界毗邻县乡村振兴的关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与其他地区相比,五个跨省革命老区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发展缓慢,经济基础薄弱。这些问题制约了跨省革命老区县域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位于五个跨省革命老区内的县也拥有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独特优势,如旅游资源、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这又可以为提升跨省革命老区县域乡村振兴水平提供新动能。为补齐五个跨省革命老区县域乡村振兴短板,充分发挥跨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发展优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2012-2016 年,国家先后出台《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这些规划的出台标志着国家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与脱贫攻坚的“1258”政策体系全面形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省界毗邻地区,政府公共投资会对其他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如果在省界毗邻地区缺乏协调和利益共享机制,地方政府在省界毗邻地区投资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就无法完全内部化。这会使得地方政府对省界毗邻地区的投资变少,引发省界毗邻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等问题。振兴规划是国务院制定的跨区域政策,解决了省界毗邻地区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共享问题,可将省界毗邻地区投资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扩大政府在省界毗邻地区的投资规模,进而带动省界毗邻地区的乡村振兴。振兴规划促进省界毗邻地区乡村振兴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改善、人力资本提升三条路径实现的。
第一,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振兴规划中包括了提升财政投入强度、拓宽税收优惠广度、加大产业扶持力度、颁布特殊法律等扶持政策,享受这类扶持政策的地区,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可获得显著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消费需求扩大效应、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前者可带动农村产业兴旺,后者可促进农民生活富裕。产业结构合理化意味着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各生产要素实现最优组合,具体表现为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业产业链延长等,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村产业兴旺。产业结构高级化意味着产业结构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级结构转向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高级结构,劳动力逐渐由农村向县城转移。此时,农民收入开始增加,生活富裕逐渐实现。
第二,生态环境改善路径。振兴规划从生态、生产和生活三个方面制定了改善生态环境的相关举措。在生态方面,振兴规划指出,国家将优先支持革命老区开展各类生态文明试点,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推进制造业节能减排技术升级和提高污染物处理能力。在生产方面,振兴规划指出,革命老区的生产要和补贴脱钩,降低由价格扭曲带来的化肥使用,鼓励革命老区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等特色产业,弘扬生态文化,加快绿色乡村和美丽乡村建设。在生活方面,振兴规划要求革命老区建设完善的工业园区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理等设施,构建绿色通道、绿色水廊、绿色基地、绿色村庄,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村庄绿化布局,打造环境优美、河流清澈、空气干净的田园风光。实施这三方面举措可全面提升革命老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革命老区人居环境,提高革命老区生态宜居水平。
第三,人力资本提升路径。振兴规划明确了提升革命老区人力资本水平的三条举措,一是巩固义务教育,二是普及高中教育,三是发展职业教育。通过实施这些举措,革命老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升(张明林和李华旭,2021)。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可推动乡风文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目的是将现代文明植入“乡村心灵”。植入现代文明的“乡村心灵”同传统乡村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可使村民成为具有批判性思维和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个体,进而推动乡村文化的内在传承与创新(朱德全和马鸿霞,2020),促进传统乡村文化从乡村内部转型,现代文明风尚从乡村内部生根发芽,最终保障乡风文明得以实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可助力有效治理。一方面,政府大力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提升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改善农村人口的经济状况,这一过程蕴含了改进乡村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意图。另一方面,随着乡村人力资本整体水平的提升,农村居民综合素质得以提高,农村居民不仅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村规民约,还会积极参与乡村公众事务,同基层政府一道协同推进乡村的治理有效。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假说。
H1:振兴规划的实施能有效提升省界毗邻地区内试点县的乡村振兴水平。
H2:振兴规划的实施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改善和人力资本提升三条路径提高试点县的乡村振兴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由于振兴规划是分批次实施的,因此,本文在考察振兴规划实施的乡村振兴效应时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本文在参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的基础上,借鉴郭远智和刘彦随(2021)以及刘灵辉等(2022)的研究,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基于已构建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本文运用熵权TOPSIS 方法测算省界毗邻县和全国县域的乡村振兴综合得分。以该综合得分值衡量乡村振兴水平,如果综合得分值越高,乡村振兴水平越高;反之,则乡村振兴水平越低。
2.核心解释变量:振兴规划。核心解释变量由时间虚拟变量(time)和组别虚拟变量(treat)的交互项构成。假如某个省界毗邻县实施了振兴规划,则将treat 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在某个省界毗邻县实施振兴规划的当年及以后年份,将time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机制变量: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衡量。生态环境用植被覆盖指数衡量。人力资本用中学生和职业学校学生总数与户籍人口数的比值衡量。
4.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省界毗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衡量)、财政支出规模(用省界毗邻县的财政支出衡量)、金融机构贷款规模(用省界毗邻县的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衡量)、村委会密度(用每万人拥有村民委员会个数衡量)、城镇化(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衡量)、乡村数字化水平(用农村移动电话用户数的对数衡量)。
5.其他变量:农业生产率(第一产业增加值与总人口比值的对数值衡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与总人口的比值衡量)。
(三)数据来源和测算结果
1.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为县级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设定为 2005-2020 年。经过数据预处理后,满足要求的省界毗邻县样本共有580个。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或者 EPS 数据平台数据库(EP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与数据研究中心、中国文明网、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研究中心、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等。
2.测算结果。通过对乡村振兴得分的测算,结果表明:①省界毗邻县乡村振兴水平较低,但在研究期内明显提高。②振兴规划的实施有力提升了乡村振兴水平。③在省界毗邻县乡村振兴的各个子维度中,治理有效对乡村振兴的驱动力最强,但生态宜居得分提升缓慢。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振兴规划的实施显著提升了省界毗邻地区内试点县的乡村振兴水平,与未实施振兴规划的省界毗邻县相比,振兴规划的实施使试点县的乡村振兴水平提升了 0.0511个单位。振兴规划的实施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果在各个子维度中表现出异质性,相较于未实施振兴规划的县,振兴规划的实施使试点县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指标分别提升了 0.0468、0.0213、0.0409、0.0545和0.0411个单位。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样本、安慰剂检验、PSM-DID、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振兴规划实施能显著地提升乡村振兴水平。
(三)机制分析
机制分析表明,振兴规划实施影响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的、影响生态宜居是通过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的、影响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是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实现的。
(四)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表明,振兴规划实施的乡村振兴效应在按交界区县个数多少和距离中心城市远近的分组中未表现出明显差异,但在革命老区等级高低的分组中表现出明显差异。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虽然省界毗邻县的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偏低,但在研究期内明显提高。省界毗邻县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有效这一子维度的驱动;第二,振兴规划的实施有力提升了试点县乡村振兴水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三,振兴规划的实施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通过生态环境改善促进了生态宜居,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了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第四,振兴规划实施的乡村振兴效应不会因为试点县处于偏远地区、距离中心城市较远而减弱,但这一效应在一类和二类革命老区试点县会更强。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建议政府扩大振兴规划试点范围,将振兴规划相关政策扩展至非试点县,制定区域间协调的振兴规划政策,力促省界毗邻县乡村振兴水平全面提升。第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加速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畅通振兴规划影响省界毗邻县乡村振兴的渠道。第三,实施振兴规划的试点县要兼顾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培育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推进经济增长,带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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